這個世界的每個人，都還沒學會該如何面對死亡。
志堯學長是我的直屬，因為他太忙碌，以至於從未在家聚上見過他，只聽說他是一個很nice的人，對每個人都很好很親切。這次的事件讓認識他的人都不免震驚：連他也會被告？
確實在一開始我也很氣憤，尤其當病人自己也有疏失的時候，特別容易引發醫界的反擊。於是事件演變成兩造的對立，有支持志堯學長的，也有支持黃姓產婦的。冷靜幾天後我發現，從內部嘲笑外部的無知、或從外部辱罵內部的無情，都沒有實質幫助。所以何不反過來，站在對立面進行思考及同理？
醫生也會成為病人、或病人的家屬，而病人，也是醫生的老師。
去年一月底，我在宜蘭的附屬醫院實習。當時的我，因為爺爺的病情始終沒有起色而心情很差。全省輪換實習的同時，我必須搭乘各種交通工具南北東西往來，雖然在醫院看慣了生老病死，但我始終不認為，爺爺終究也有離開我的一天。
這應該就是所謂的心理防衛機制吧。明明各項數據或影像都在告訴我：他快不行了，但我本能地拒絕面對現實。一再說服自己，還好、還可以、不會有事的。晚上我陪在他的病榻旁，一面校稿、一面照顧他的起居。那時他還有力氣問我：「這就是你寫的書啊？我看看。」
雖然我說不願面對，但回想起來，自己應該還是知道的吧。我永遠記得當時編輯告訴我出版日要延期的反應，沮喪、憤怒、無助，不是為了別的，是我擔心他快看不到了。這本書對我的意義，就只有在他摸到書的那一瞬間才俱全。我想看到他得意的笑容，知道他的孫子很棒。那個我小時候就一直看到大的笑容。
多重壓力簡直快把我壓垮，那幾天我把自己封閉起來，坐在醫院宿舍的客廳裡，盯著天花板上的吊扇，想像一條繩索掛在那，套緊自己的脖子。那樣我就可以戰勝時間了，我想。
但我又想到他還在病床上奮戰。想到小時候他生氣地轉身離去，罵我：從腳踏車上摔下來有什麼好哭的，站起來！
我站起來，然而他還是走了。
那個晚上，還沒接起那通電話我就知道完蛋了。難道是心電感應嗎？醫院為什麼知道我的電話？我總覺得是他想罵我，怎麼連他要走了都還待在醫院照顧別的病人。我整個人嚇瘋了，在宜蘭的空無一人的街上大哭，只想趕緊跑到爺爺的身邊，不管是熱的還是冰的。司機大哥人很好，在高速公路疾速奔馳，一個半小時就從東到西、從北到南。我衝下車，明明知道他已經不在了，我還是想用跑的。
老實說，我很生氣。我認為那位醫師不該讓他做手術、沒有把真實的病情告訴我們。當我奶奶趕到醫院的時候，她難過地問：「怎麼會突然變這樣？」住院醫師竟回答：「不然妳希望他活幾歲？」
我自己是醫療人員，雖然知道半夜被叫起來很難受，卻還是按捺不住怒火。「有沒有同理心啊！」這是我當下最真實的感受。
一直到最近，我釋懷了。
如果說死亡是一顆炸彈，與病人最親近的人一定會受到最大程度的焚毀，而醫生就是那個負責拆炸彈的人。這個人不能跟病人有感情成分，他必須要冷靜才能處理任何突發的狀況。拆炸彈是一項艱鉅的任務，願意做這件事的人，某種程度上已經是英雄了。
況且，同時處理感性面和理性面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我記得第一次拿手術刀劃開病人肚皮的遲疑：這是人的肚子耶......我可以做這種事嗎？老師把我的手用力壓下，血絲從皮下冒出來，然後一切都變得很容易了。割開腹膜，摘下膽囊，或者揉捏心臟，人體變得像是一台機器，拆拆那個、割下不需要的東西。沒有類似經驗的人會覺得很不可思議，你們竟然這樣對待病人？但實際上，不這麼做根本無法冷靜拆除炸彈。我們也都清楚知道，不可能每一次都完美拆除炸彈。
然而另一方面，當炸彈爆炸的時候，最親近的人也不可能保持理智。從震驚、憤怒、責難、一直到難過與失落，我們感到疑惑：難道人生非得這樣？一定有個人在整我，把我的生活搞爛，毀掉我的人生。於是我們不能諒解，遷怒到周遭的人事物，因為我們無助，所以更加忿恨。
在醫院的每一天我都清楚感覺到，只有痛苦才是真的。人生兩個字雖然好用，卻是個假命題。假若人生的定義是從出生到死亡，那些稍縱即逝的生命又該如何定義？他們的時間短到別人看不見，只有離他們最近的母體才能感受得到。我們永遠在嗟嘆自己是宇宙歷史的過客，永遠在嘗試去抓回那些自己已經不再能夠把握的時刻。爺爺滿是鬍渣的臉頰、粗厚的雙手、低沉的嗓音，是歷史、是回憶。這不是人生，完完全全就是痛苦。痛苦才是人生和死亡的本質。
我也曾想過要控告當時的醫師，但後來發現，就算這麼做爺爺還是不會回來，時間依然在往前走。回憶可以殺了一個人，但接納痛苦，可以救回一個人。只有體認到自己的渺小與不完美，才有可能接納與放下。
現代醫學自從威廉．哈維以來不到四百年的歷史，醫生不是神，病人也不是犧牲品，我們都只是人。而人，就是一台不完美的機器。
我們都在學習如何面對死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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